年少轻狂，幸福时光。

6.

第二天早晨睡过了头，匆忙收拾自己，在电磁炉上用橄榄油做番茄炒蛋。虽然控制电磁炉有些笨手笨脚，但没想到最后，味道和色泽都出奇得好。嫩黄的鸡蛋，比上海菜市场里所谓的草鸡蛋还健康。我只是撒了点盐，但菜里却有莫名的鲜香。于是跟host开玩笑说，瑞士的动物都很幸福。这是个森林包围城市的国家，挂着硕大牛铃在草地上闲庭信步的动物是到处都看得到的画面。也许Phoebe Buffay会喜欢这里，一个看起来没有被mass production攻陷的地方。

这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现代房子在瑞士实在是屈指可数。

7.

吃过早饭，赶到老城的一个地下会所，继续例行的社交。和一个香港人，一个新加坡人，一个奥地利人一起大谈猪流感。事实上，在话题转换到猪流感之前，奥地利人都能侃侃而谈，但猪流感似乎只是亚洲人的头条新闻。我们三个鸡冻地说起口罩、隔离、疑似确诊，奥地利人完全没了话语权。这不是我第一次发现欧洲人对猪流感的不上心了。临出发前，我和host聊过这个事，她说没什么大不了，他们都不关心这新闻。事实上，我的诸多三姑六婆在听说瑞士有一例确诊病例之后都紧张地打电话来关照过了。到了法兰克福机场，只有严格的大妈安检，没有看到任何测量体温的机器。苏黎世机场更是一路通畅。日本人和香港人是最紧张的群体了，都遵从家里的旨意带了一堆口罩来，但到了瑞士又不好意思做戴口罩的异类，只好跟家里撒个小谎报平安。欧洲人不在意，显然是因为上一次大疫情离开他们太遥远，而亚洲人……其实经历过SARS的每个亚洲人都需要心理干预。还有一个原因，欧洲的医疗卫生系统足够应对这个强度的流行病。

关于这个“亚洲帮”的问题，其实也称不上“帮派”，只是每天交谈到后来，不难发现和欧美同学永远只能浅谈，而和日本，香港，新加坡的同学却往往能深聊。这不是我努不努力社交的关系，而是文化背景决定的。沃顿牛人Li说，在美国的时候，他疑惑，要把有限的社交时间交给当地同学呢还是中国同学，最后他还是决定多和中国同学交往，因为有些时间投资下去的确没有回报，先前在脑子里的东西不会因为三言两语就改变。

8.

这是正式三天议程开始前的最后一天学生活动，晚上的时候，组委会让我们去领包和文件。硕大的电脑包里装着SIGG水壶，U盘，纸笔，甚至还有鞋油，牙刷牙膏和口香糖，无微不至到了极致！甚至在后来几天，遇到日本政界企业界代表上台发言，他们会低调地端上一个台阶，以免身高尴尬。这种态度和经验的传承让我赞叹。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学生活动，从大礼堂里的慷慨陈词到晚餐时的端茶送水，全部都由学生完成。有时候会想，如果这类论坛在国内运作会怎样，我并不担心主办学生的能力，只是没有学校会统统放权给他们，没有人相信学生的自主性。

9.

这一天晚上的节目搞到了近10点，是我们第一次从山上的学校自己走回山下的住所。老城的修道院和教堂还通体亮着景观灯，其他建筑也星星点点。在下山路的一个弯角，俨然一幅童话景象。后来几天，每每走到这个弯角，就想起这座城市的好，舍不得这个论坛的时光流逝，忘却了脚上着了一整天高跟鞋的疼痛。正式议程的最后一个晚上，Rebecca在这个弯角跟同行的我们说：说好了，明年大家再申，明年再聚！于是童话夜景就植根在了心里，成为重返瑞士的一个符号。

早就听说在欧洲，汽车会停下来等待行人过马路。真正体会之后，这种“特权”带给我一次又一次的观念冲击，尤其是回国后感受到的剧烈对比。

这山望着那山。